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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逆全球化趋势显著,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对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探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中国民营企业优势塑造路径,对于构建增强民营经济活力和韧性的可行机制,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准确把握全球价值链结构性重构的趋势性特征
数字化、绿色化、服务化。基于数字本身构建的企业价值链,正逐步演化为数字价值链,并在业态特征、空间布局、组织模式与治理结构等方面展现出有别于传统价值链的数字化特征,具有更高效能。在“双碳”战略和全球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绿色技术、清洁能源和环保标准正以强约束力和广泛影响力,驱动企业价值链向低碳、绿色、包容、可持续方向转型。企业在生产环节加快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在研发、设计、物流和消费等环节全面嵌入绿色理念。以无形资产为核心的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无工厂制造商正逐步主导全球价值链,通过整合知识产权和国际直接投资,将无形资产服务嵌入到企业运作中,并推动其输入全球市场,从而催生新型商业运作模式,帮助企业更精准地识别、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并实现服务化转型。
区域化、短链化、本土化。新兴经济体因技术吸收能力较弱且比较依赖全球价值链,容易陷入“低端锁定”困局,亟需构建区域价值链,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进而推动企业区域化布局。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等外部因素加剧长链断裂风险,不少国家通过技术脱钩、政策施压等手段强制或引导价值链回流,促使企业收缩原有的价值链条,通过“缩短物理距离”保障连续生产;新一代数字技术有效弥合长价值链条的信息鸿沟,并降低“就近生产”和本地化协同门槛,推动企业价值链朝短链化方向发展。发达经济体通过产业回流提高本地生产占比,新兴经济体则依托日益完善的产业链网络和持续增强的创新能力,不断强化国内配套、降低对外部中间品的依赖,并借助新兴要素和前沿技术加快本土化布局。
阵营化、集团化、差异化。个别西方发达国家依托“印太经济框架”等制度性安排,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向政治同盟内集聚,重塑价值链的组织逻辑;跨国公司在“友岸化”“同盟化”等地缘政治框架下调整价值链全球布局,呈现出阵营化发展态势。全球价值链重构推动企业集团化发展,尤其是推动中小企业从“单打独斗”转向“抱团取暖”,主要表现为企业通过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环节、强化内部协同和构建战略联盟等形式,增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控制力、影响力,以应对地缘政治、贸易摩擦和市场结构变化等带来的外部风险。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角色和地位,本身就因资源禀赋不同而存在差异,数据要素广泛应用和新兴技术飞速发展,促使更多企业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体系中,进一步拓宽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强化企业在战略选择、适应能力和竞争优势方面的差异。
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现实挑战
民营企业的资源获取、风险对冲和制度适应能力有待增强,其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升级面临更大挑战。
创新循环被破坏,技术升级进程受阻。部分西方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关键设备实施出口管制,显著抬高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技术迭代成本,造成产业链关键环节面临“断链”风险,迫使国内企业被动投入资源寻求替代方案,这在客观上会挤占企业本可用于前沿探索的研发资源,并拉长关键技术的攻关周期。发达国家推动的“友岸外包”和供应链“去风险化”策略,会削弱中国企业参与全球技术标准制定的话语权,使其难以接入国际前沿的研发合作生态、知识共享平台与创新人才网络。高关税政策会压缩企业出口利润空间,净利润率下降迫使一些民营企业缩减长期研发预算,转向短期生存性投资。最终,丧失关键市场份额导致中国企业无法通过规模效应分摊研发成本,难以获取足量用户反馈数据以驱动应用迭代,从而破坏“研发—市场—利润—再研发”的创新循环,由此触发“研发停滞—人才流失—竞争力衰减”的链式反应。
生产与物流受扰,供应链韧性不足。从内部因素看,为控制成本,部分企业倾向于维持较低水平的安全库存,一旦海外物流或国内生产出现突发性中断,这些企业原有的库存体系往往难以有效应对冲击,可能引发生产停摆。尽管我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产业链集群体系,但在某些细分领域,特定零部件仍较依赖单一供应商。当供应商出现断供风险时,企业在短期内可能难以找到合格替代者,重新验证和切换新供应商需付出高昂时间与经济成本,加剧供应链的脆弱性。从外部因素看,国际物流网络稳定性下降,成本与时效难以保障。地缘政治冲突、能源价格起伏等因素叠加,导致航运价格飙升、船期紊乱、运输周期拉长。一旦货物发生滞留,一些民营企业因缺乏完善的风险预案和财务缓冲机制,极易触发合同违约并流失客户。
合规压力增大,跨境经营成本上升。全球经贸规则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个别西方国家通过绿色贸易、数字治理与文化价值规范等新工具重塑全球产业竞争秩序,推高中国民营企业的跨境合规成本。在环境领域,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美国清洁能源标准等政策,要求企业完成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核算与验证,核查范围广、力度强,迫使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建立碳核算体系,同步改进工艺以降低碳排放。在数字领域,跨境数据流动、隐私保护和网络安全的审查趋严,数据本地化、用户同意和算法合规成为企业经营活动中的制度性约束,缺乏专业合规团队的民营企业更易出现违规风险。与此同时,文化合规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部分国家在市场准入、公共采购和社会责任评估中,将价值观认同、文化敏感与舆论反响纳入考量,倒逼企业重新梳理产品设计、品牌叙事与治理结构。文化合规的不确定性与隐性成本同步抬升,跨文化经验不足的民营企业一旦误读当地语境,便可能触发市场抵制、监管介入乃至合作终止的连锁反应。
海外布局不稳,战略调整压力加大。对民营企业而言,海外布局既是拓展市场的重要途径,也是风险的集中来源。一方面,地缘政治冲突、国际关系紧张与东道国政策变动,显著加大企业海外经营的制度性风险。一些国家在引入中国资本时增设严苛附加条款,如强制技术转让、股权限制等,使企业在合规适应和成本控制间面临两难。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周期波动频繁,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政治稳定性较差、法律体系尚不健全、外汇管制严格,进一步放大中国企业的经营不确定性。即便在传统成熟市场,由于保护主义抬头和产业回流政策实施,中国企业也可能遭遇审查壁垒和差别化待遇,海外业务可持续增长面临考验。在此背景下,民营企业不得不频繁进行战略再评估与动态调整,这对企业的全局掌控能力、资金调配水平和国际化人才储备提出极高要求。综合资源有限的中小民营企业,往往难以有效预判和系统应对跨国经营中的非经济风险,容易陷入战略被动与顾此失彼的经营困境。
以民营企业高端化转型塑造竞争新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民营企业来讲,关键在于苦练内功、改革创新,提高生产经营的决策和管理水平,通过转型升级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不为困难所惧,不为干扰所惑。”面对复杂外部环境,民营企业要科学应变、创新求变,不断提高企业创新力和竞争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深度嵌入新兴区域产业链,推动市场多样化。民营企业因其灵活高效的决策机制和“轻资产、快布局”的市场特征,更具备快速调整战略方向的潜力。在欧美市场需求收缩与政策壁垒增加的背景下,民营企业可依托其灵活性和高度的市场敏感度,主动转向新兴市场并深度嵌入区域产业链。积极借助多边机制拓展新兴区域合作。充分发挥企业规模和业态多样的优势,借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共建“一带一路”等机遇,加速开拓东南亚、中东、非洲及拉美等新兴市场,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可通过共建经贸合作区、实施本地化生产、设立区域研发中心等方式,与东道国形成更紧密的产业协同。实施差异化战略,精准对接区域市场需求。敏锐把握消费者需求变化,实施差异化战略,针对区域产业与消费结构推出定制化产品服务,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例如,东南亚地区数字经济和绿色能源需求旺盛,可输出新能源设备、电子商务解决方案;中东和拉美地区基础设施缺口较大,可推动工程承包与配套服务出口。推动输出模式升级与价值链向高端延伸。借助民营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上的灵活性,实现从传统出口向技术合作与体系化攻关能力输出转型。通过合资研发、标准共建等方式,在新能源、通信和高端装备等领域形成差异化竞争力,从而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例如,在新能源、通信、高端装备等领域,推动中国技术标准的对外应用;在零售、物流、数字贸易等领域,推广可行商业模式和数字化管理系统。
强化“多链”本土协同,提升自主供应能力。民营企业是中国最具市场活力的群体,其贴近消费端、资源整合灵活的特点,使其在本土化深耕中拥有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可以通过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系统构建自主可控、响应敏捷且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安全可靠的供应链体系。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降低在关键技术节点上的外部依赖,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民营企业可与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龙头结成攻关联盟,并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更多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推动供给结构优化与内需驱动转型。依托民营企业对消费市场的敏锐洞察,加快经济发展模式向内需主导转型。民营企业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智能家居、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具备快速推出差异化产品的能力,能更精准地满足国内市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需求。通过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等路径,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和产业链韧性。利用民营企业网络化协作优势,推动重点城市群协调联动发展,促进区域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协作。依托地方产业园区、跨区域产业联盟,民营企业能够更快形成“沿海研发+内陆生产+边境出口”等协同一体化格局,在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显著提升供应链应对区域风险和外部冲击的能力,构建深度融合、弹性可控的全国性产业生态网络。
引领前沿技术攻关,构筑差异化竞争壁垒。在全球技术竞争和封锁加剧的环境下,民营企业应进一步强化其“小而精、快而专”的创新路径,探索多样化技术路线,突破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聚焦战略性领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利用民营企业灵活的研发投入机制,避开冗长的审批流程,更快开展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通过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培育创新文化等方式,支持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实现从技术依赖向技术自主的转型。发挥民营企业需求牵引优势,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机制。以民营企业的需求为牵引,以成果工程化落地为导向,推动产学研合作从零散对接走向机制化运行。围绕关键技术和产品迭代明确校企合作的攻关清单,提前设定好项目技术指标、应用场景与验收标准;由企业牵头共建联合实验室和中试验证平台,配套工程化团队与试验条件,打通研发到中试再到量产的链条;以场景开放和首批订单牵引成果落地,并同步完善知识产权与收益分配等合作规则,提升产学研协同效率与转化确定性。夯实工程化与平台化能力,形成可持续的技术护城河。前沿技术攻关的价值不止于“点状突破”,更在于将突破沉淀为可复制、可迭代的系统能力。民营企业可以通过核心产品平台、模块化架构、关键工艺、算法数据库等载体,进一步贯通“研发、中试、量产、反馈”的闭环机制,持续压缩从实验室样品到工程化应用的转化周期;同步推进仿真验证、数字孪生、智能化研发工具等嵌入研发流程,在产品性能、可靠性、能耗与成本等关键指标上实现持续领先,把技术优势转化为行业竞争对手难以在短期内模仿与追赶的差异化壁垒。
前瞻性对接国际规则,塑造制度战略优势。民营企业需跳出被动应对的合规成本思维,将系统性合规能力建设视为提升国际竞争力、塑造制度性优势的战略支点,实现高水平走向世界。构建技术标准主导体系。企业应主动参与甚至主导国际、行业及团体标准的制定与修订,尤其在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生态等新兴领域,推动自主技术方案成为国际认可的标准规范,并推动引领国际规则标准完善和衔接互认。实现从“遵循者”到“制定者”的角色转变,有效降低海外市场准入风险,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全球竞争力。提前布局跨境数据合规。利用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在数字化应用方面的先发优势,聚焦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重点领域,率先建立涵盖数据收集、存储、传输及销毁的全生命周期合规管理体系,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主动对接国际规则,推进数据本地化与跨境认证机制建设,引入隐私计算、区块链等可信技术,推进数据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通过定期开展数据保护影响评估和合规审计,持续优化合规策略,全面提升适应与引领国际规则变化的能力。强化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建立符合东道国文化习俗与劳工标准的本地化用工制度,积极搭建社区沟通与利益共享机制,通过公益项目、环境可持续行动和开放式创新合作,深度融入当地社会。将履行社会责任提升至战略层面,不仅在规则接轨中规避非商业风险,更在跨文化治理中积累声誉资本,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形成具有韧性的国际软实力和全球竞争力。
构建全方位风控体系,增强企业运营韧性。不确定性已成为全球经济运行的常态,民营企业要实现可持续的高端化转型,需系统构建适应动态环境的风险防控体系与组织响应能力。加快智慧风控体系建设。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知识图谱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风险监测、处置与防范中的深度融合,构建企业风控数字系统。通过接入内外数据源,实现对供应链波动、市场价格异常、合规政策变更等多类风险的实时感知与有序化解。实施市场与地域多样化布局以系统分散风险。发挥民营企业“多点布局、灵活分布”优势,构建全球产能和市场分散式网络,降低对单一区域和客户的依赖,通过推进生产地、销售市场和供应链渠道全球分布,增强经营结构弹性与风险扩散能力。在供应链层面拓展备用供应商、推行近岸与友岸外包、建设区域化库存枢纽,增强在外部冲击下的替代弹性与业务连贯性,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和运营可持续性。强化组织韧性与应急管理机制建设。在总部及海外分支机构层面设立专职风险管理部门,系统开展压力测试、危机情景模拟与实战演练,制定并迭代业务连续性计划与供应链专项应急预案,提升应急应变效能。培育跨部门的敏捷文化与自适应机制,加强员工风险意识与韧性技能培训,建设反应迅速、高效协同与持续学习的响应团队,从而提升组织在不确定环境下的整体恢复力与机会捕捉能力。
作者: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黄庆华
【注:本文系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阐释专项课题”(项目编号:25SKCS)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