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主流城市经济学基于市场自发逻辑与先发优势，主导了全球学术话语。这一源于西方特定制度与发展经验的理论，在解释中国独特的历史轨迹、文化底蕴与制度安排下的城市化进程时，往往显得解释力不足。新时代新征程，构建植根中国实践、兼具学术主体性与理论解释力的中国城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打破西方话语垄断、为全球城市发展贡献新范式、推动人类城市知识革新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以制度优势、超大规模与文明根脉为独特基础。

　　先看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通过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引领与顶层设计，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努力平衡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突破西方“弱政府—强市场”的二元对立理论范式。“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与西方“资本优先”的逻辑形成鲜明区别，保障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普惠性、战略性供给，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动态协同。

　　再看超大规模的城市体系。中国用40余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城镇化历程，建成了由22座超大特大城市引领、众多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同发展的巨型城市网络，城市常住人口与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迈上新台阶，以城市群、都市圈为标志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世所罕见。这种超高速、超大体量的城市化，既带来人口大规模流动、资源配置空前复杂的挑战，也催生都市圈同城化、城市内涵式提升与治理模式创新的丰富实践，为构建中国城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鲜活样本与问题场域。

　　接着看深厚文明的持续滋养。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天人合一”生态观、“民惟邦本”治理伦理以及“兼容并蓄”发展智慧构成中国城市发展的深层文化基因，深刻塑造中国城市的空间伦理、社会结构与价值取向。与西方城市化中常见的资本扩张逻辑不同，中国的城市建设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历史文脉传承与社会网络维系，内嵌浓厚的共同体意识与人本关怀。这种将文化底蕴与社会价值系统性融入发展逻辑的实践，超越西方将文化视为次要变量的理论视野，为构建中国城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注入独特的文明根脉。

　　另一方面，以“人民性发展”为目标、以“制度性集聚”“政治性均衡”为机制的概念性框架。

　　西方主流城市经济学理论植根于“强市场”假设，倾向于将政府角色简化为外生的“守夜人”或矫正“市场失灵”的被动干预者，其分析核心聚焦于市场自发的要素配置与空间均衡过程。这一范式在解释中国及其他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实践时，常呈现解释力不足与水土不服的困境，并难以内生化地处理一个战略性、引导性且深度介入发展的政府角色。

　　构建中国城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突破二元对立思维，全面确立一个植根于中国实践、逻辑自洽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统摄性核心目标，以“制度性集聚”与“政治性均衡”为两大基础性、协同性作用机制，系统阐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实践语境下的辩证统一与协同共生。

　　“人民性发展”确立价值灵魂与元目标。它深刻扬弃以资本利润最大化和空间扩张为核心的物本发展观，将发展的终极标准锚定于人民群众在教育、健康、就业、居住、环境及社会参与等维度的“可行能力”的全面提升。它并非附着于经济过程之外的伦理装饰，而是从根本上规定了城市经济活动的价值边界与归宿。一切经济增长、空间集聚与区域调整，其正当性与成效最终都需接受“是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标准的检验。在“人民性发展”目标引领下，“制度性集聚”与“政治性均衡”两大机制协同作用，分别回应“如何实现高效发展”与“如何实现共享发展”的核心问题。

　　“制度性集聚”机制聚焦于发展动力与效率提升。政府并非替代市场进行要素配置，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产业政策、国土空间规划、科技创新激励与营商环境系统优化等制度工具，积极塑造和引导生产要素向更具效率、更富创新潜能的领域与空间节点集聚。这一机制内嵌人民性要求：制度设计旨在使集聚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最大化地转化为民众生活质量的同步提升，从而在源头上规避“只见城市扩张，不见民生改善”的扭曲发展，防范因纯粹市场集聚可能导致的社会阶层固化与空间分异。

　　“政治性均衡”机制聚焦于发展格局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通过构建一套“市场初次配置与政府二次调节”相结合的双重均衡体系，在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初次配置效率优势的基础上，要求政府凭借政治权威与资源动员能力，以财政转移支付、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组织对口支援等政治经济手段，对市场形成的空间格局进行有意识的、战略性的矫正与再平衡。其目的并非追求绝对平均主义，而是将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控制在社会可承受、发展可持续的范围内，并确保人民群众能够享有基本均等的发展权利与公共服务。

　　进一步看，“人民性发展”目标与“制度性集聚”“政治性均衡”两大机制，共同构成一个“目标统领—基础机制”的有机整体。其中，“人民性发展”是价值锚点，为两大基础机制注入灵魂、划定边界；“制度性集聚”侧重激发活力、提升效率，“政治性均衡”侧重调节秩序、保障公平，二者在动态平衡中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实践“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共建共享中激发增长动能”的闭环逻辑。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邓智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