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经济学的形成逻辑及时代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这一重大命题，不仅是对苏杭等先行地区发展实践的精准概括，更是对“第二个结合”在经济领域的深刻回应。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迫切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点出发，厘清人文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为人文与经济的共生共荣提供具有解释力与引领力的理论框架。

　　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审视，人文经济学的出场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发生深刻变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依托高强度的“投资于物”及“人口红利”叠加，实现了物质资本的快速积累。随着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以“物”为主的发展模式因边际报酬递减难以为继。人文经济学形成的底层逻辑，就是主张将发展的关注从“资本中心”回归至“人本逻辑”。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能动的要素。人文经济学将“投资于人”置于核心位置，强调通过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持续投入，将“人力资源”转化为具备边际收益递增特性的“人力资本”。人文经济学主张打破“人”与“物”的二元对立，提出双向赋能的驱动闭环。一方面，“物”为“人”奠基。先进的科研设施、基础设施及高品质公共服务，为人力资本的形成与发挥提供了物理载体，使人的智慧才干得以精准施展。另一方面，“人”为“物”赋能。高素质劳动者是物质资本增值的“灵魂”，通过技术创新与管理优化，极大地提升了物质资本的配置效率。人文经济学所倡导的“以人促物、以物育人”的协同模式，旨在通过提升人的收入与能力带动消费升级，引导物质资本向更具社会效益的领域集聚。进入数智时代，这一驱动逻辑正经历着深刻的范式重构。“投资于物”正向数智基础设施偏移，而“投资于人”则侧重于数智素养与创新精神的培育，二者协同催生出“文化﹢科技”的新质生产力，从而将人文底蕴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的内生动能。

　　将人视为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要素

　　经济活动的主体是区分范式的试金石。人文经济学坚守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将人视为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要素。在生产环节，强调包含创造力与情感价值的复杂劳动才是价值增殖的源泉，以苏州核雕、丝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化转型为例，劳动力不再是简单的要素投入，而是承载着审美溢价与创意附加值的“文化活化主体”。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让这种“新型劳动者”通过掌握现代数字工具与深厚文化资本，打破传统要素的稀缺性限制。在分配环节，将共同富裕确立为激发社会创造力的前提。分配不仅是生产的终点，更是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起点。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力价值的确定包含“历史和道德的因素”，其再生产不仅依赖于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更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升。人文经济学主张通过优化初次分配结构，提升劳动报酬占比，本质上是强化了劳动力再生产的内涵，使其从简单的体力恢复转向知识与技能的积淀，从而实现向“新型劳动者”的质态跃迁。在交换环节，人文经济学重塑“义利统一”的契约伦理，这种“契约伦理”在苏杭等地的社会化信用体系中得到了具象化体现，阐明了人文资本能通过降低“信任成本”直接转化为区域竞争优势。在消费环节，人文经济学倡导文化消费对劳动力再生产的赋能作用。主张消费应从单纯的物质消耗转向体智增强、审美提升与精神充盈的能动过程。以西安、洛阳等地的“沉浸式文旅”为例，这种现象级消费不仅是“以文引流”带动经济增长的工具，其深层逻辑在于通过高品质的文化参与和价值认同，实现劳动力从“体力恢复”向“素质升华”的扩大再生产。

　　不仅关注“物”的丰裕，更关注“人的全面发展”

　　人文经济学形成的逻辑原点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展开，即发展不仅仅是GDP的数字增长，更是人民福祉的连续谱系。首先，人文经济学主张引导资本超越“利润最大化”的狭隘范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民厚生”的民本思想、“义利兼顾”的道德契约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转化为现代市场经济的规范性力量。通过引入社会信任度、文化参与率、心理获得感与生态可持续性等多维指标，构建起一个超越GDP核算的“全福祉函数”。这不仅构建了既具效率活力又有人文温度的经济形态，更实现了经济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将“人的现代化”确立为高质量发展的最高标准。第二，人文经济学确立“时间”作为衡量财富的新标尺。这一维度的转向，要求社会再生产不仅关注产出效率，更关注人的生命体验。立足于马克思关于“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标尺，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的理论原点，人文经济学认为，衡量发展的终极尺度不在于物的堆积，而在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空间的拓展。沿着这一逻辑，人文经济学主张将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转化为全民的“精神盈余”，赋予人更多的自由时间从事创造性活动，从而实现人文价值的回归。第三，人文经济学致力于矫正“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偏差。这种价值转向，从根本上重构了社会再生产的终极指向。它主张将“精神富有”纳入共同富裕的核心内涵，通过释放“人文红利”对冲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困境。这一过程不仅有效矫正了劳动在资本逻辑下的异化现象，更使经济活动真正回归服务于生活品质提升的本质，彰显了人文经济学对“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坚定追求。

　　将人文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为人文经济学不断向前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倒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从低端制造向文化创意、绿色低碳产业转型，人文经济学形成的土壤环境日益丰腴。例如，苏州、杭州等长三角发达地区，依托于强大的经济基础，投入资本进行古镇保护、运河文化带建设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这种“以经护文”的模式，使得传统的江南文脉焕发出新的生机，实现“仓廪实而知礼节”。另一方面，文化与经济的融合是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有效措施。“文化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苏州通过“以文兴业”，将昆曲、苏绣等非遗资源转化为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广西龙胜龙脊梯田将农耕文化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文旅产值，不仅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更通过文化认同凝聚了社会共识。“晋江经验”中爱拼才会赢的拼搏精神与现代产业集群发展实现有机耦合，证明了文化内生动力能有效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通过“以文兴业”“以文塑旅”，将人文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是人文经济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支撑。

　　坚持构建开放多元的研究范式

　　坚持系统观念，探索建立“全福祉核算”与评估体系。人文经济学主张将经济活动置于社会、文化、生态的宏大系统中审视，强调经济政策不能只算“经济增长账”，更要算“人文长远账”。要探索建立“人文影响评估”制度，在城市更新、重大工程立项及产业政策调整时，前置评估其对社会伦理、文化传承、代际公平及公众心理预期的潜在影响。系统观念旨在打破单一的GDP评价体系，通过对社会信任度、生活品质等维度的“全福祉核算”，实现政治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深度耦合。

　　坚持学科交叉，实现“技术理性”与“人文肌理”的深度融合。人文经济学倡导打破学科壁垒，通过多学科汇聚解析复杂的中国当代问题。借鉴哲学与伦理学的道义论，评估经济增长的正当性；运用历史学的长周期视角，揭示文化传统对经济制度的塑造作用；引入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与心理学的行为实验，捕捉个体在经济活动中的“意义感”；融合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前沿方法，实现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人文经济学正在积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发展“数智人文”交叉研究，在“技术理性”中保留温情的“人文肌理”。人文经济学不仅要追求算法与算力的极致效率，更要确立“科技向善”的伦理边界，通过技术对齐与文明溯源，防范数智技术对人的主体性的侵蚀与脱域，确保数智创新都锚定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航道上。

　　坚持深入实践，从“中国之治”的样本中提炼“中国之理”。人文经济学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波澜壮阔的生动实践。“苏南模式”从早期乡镇企业向现代“人文有机体”的跨越式演进，苏州从平江路古街保护到“双面绣”式的古今交融，杭州从数字经济中实现“以文兴城”的范式创新，这些扎根神州大地的生动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为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深厚的实践支撑与澎湃的内生动力。

　　（作者刘耀彬系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周正清系江西财经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