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庆华 王浩力

　　“十四五”时期，农业社会化服务快速发展，全国有111万个经营性服务主体开展社会化服务，年服务面积超过22.9亿亩次，服务小农户近9300万户，服务范围从大宗农作物向经济作物拓展，从种植业向养殖业等领域推进，从产中向产前产后各环节延伸，有力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近年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服务公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业龙头企业共同参与，农业生产逐渐由单个农户各自为战，转向多主体分工协作和全产业链经营，越来越多的小农户通过托管、合作、订单和社会化服务进入现代农业体系。

　　农业经营主体由单一农户转向多元主体协同

　　传统农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现在的农业经营体系大体形成了“普通农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龙头企业”共同参与的格局。家庭农场主要负责专业化、适度规模化生产；合作社通过联合采购、统一技术、统一加工和统一销售，把分散农户组织起来；农业服务公司为农户提供耕、种、防、收等专业服务；龙头企业则更多承担加工、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功能。

　　不同主体之间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形成了更加细密的专业化分工。这种变化意味着，一个只经营几亩或几十亩土地的农户，也可以把育秧、植保、收割和烘干交给专业组织，自身保留土地承包权和经营决策权。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因此由过去强调“土地规模”，逐渐扩展为“服务规模”。通过服务组织把成百上千户农民的需求集中起来，同样可以形成机械作业、农资采购和市场销售的规模经济。

　　产前服务由“自己准备”转向统一配置

　　农业效率的提高，首先发生在播种之前。过去，农户购买种子、化肥和农药，往往数量较少、信息不足，既难以获得较低价格，也难以准确判断品种和投入品是否适合当地条件。现在，合作社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可以根据土壤、气候、市场订单和种植计划，统一选择品种、集中采购农资、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并提供工厂化育秧、技术培训、农业保险和融资服务。统一采购降低了农资购买成本，也减少了假种子、假农药和不规范施肥带来的风险。工厂化育秧则可以控制温度、湿度和播种密度，使秧苗质量更加稳定。浙江推进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建设时，便把集中育苗、农资配送、测土配方、统防统治和技术咨询纳入服务体系，要求服务中心具备为大面积粮油作物集中供苗和提供综合技术服务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订单农业开始把市场信息提前传递到生产环节。企业或合作社先了解消费者和加工企业需要什么品种、什么品质、多少数量，再组织农户进行生产，改变了过去“先种出来、再寻找买主”的经营方式。这样既能减少盲目跟风种植，也有助于稳定农产品价格和农户收益。

　　产中环节由人工作业转向机械化和数字化

　　农业生产正向专业化社会服务发展。一些农村家庭中，青壮年劳动力长期在外就业，留守劳动力年龄偏大，单个家庭往往没有能力购买价格较高的大型机械。农机合作社、农业服务公司和综合农事服务中心由此成为农业生产中的“田保姆”，农户可以按环节购买旋耕、播种、施肥、植保、收割等服务，也可以把全过程交给服务组织托管。社会化服务提高效率的原因，一是大型机械能够跨村、跨乡连续作业，降低设备闲置率；二是集中采购种子、化肥和农药，可以摊薄交易成本；三是统一技术标准能够减少漏播、重复施药和不合理施肥；四是专业组织比单个农户更容易采用无人机、北斗导航、遥感监测和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

　　过去，农机手主要依靠电话和熟人联系业务，现在部分合作社通过数字平台发布作业需求、安排农机路线、计算作业面积并进行质量监督。北斗终端可以记录农机运行轨迹，遥感和传感器可以监测苗情、墒情和病虫害，服务组织能够更加准确地安排播种、灌溉和施药时间。农业生产由“凭经验管理”逐渐转向“经验与数据共同决策”。

　　产后环节由出售原粮转向储加销一体化

　　过去，一些农户在粮食收获以后急于出售，原因是缺少烘干设备和仓储条件。一旦遭遇连续阴雨，粮食容易发芽、霉变，农户不得不低价销售。如今，越来越多的合作社和农事服务中心把服务范围从耕种收延伸到烘干、储藏、加工和销售。江苏常州金种子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最初主要提供水稻机插秧服务，后来逐步增加机械耕整地、播种、植保、收获、产地烘干和精米加工，最终形成农资供应、技术培训、初加工和销售对接相结合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农业增效不能只盯着田间产量，真正的增值空间存在于分级、清洗、包装、储藏和精深加工环节。同样一斤玉米，直接出售原粮与加工成鲜食玉米、玉米汁或休闲食品，价格差异很大；水果经过分选、预冷和品牌包装，也比混装销售更容易获得稳定溢价。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0万家，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7.99万亿元，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75%。这表明农业产业链正在由单纯提供初级产品，向加工增值和多层次产品供给延伸。

　　销售方式由多层批发转向线上线下融合

　　农产品销售过去高度依赖经纪人和批发市场。产品往往经过产地收购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等多个环节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农户不仅议价能力较弱，也很难及时了解终端市场需求。农村电商、直播销售、社区团购和产地直采的发展，缩短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农户和合作社能够直接展示农产品的产地环境、生产过程和品质特点，通过品牌包装提高产品辨识度。如今农村电商已经成为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重要渠道，吉林洮南的洮宝团队就是较早通过电商改变农产品销售方式的案例。返乡人员带回农村的不只是资金，还包括城市消费经验、品牌意识、互联网技能和市场网络。他们更清楚消费者关心什么，也更善于把农产品的品质、文化和乡土故事转化为市场价值。

　　农业经营方式变化的深层原因

　　首先是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农业生产面临劳动力老龄化和季节性短缺，过去依靠家庭成员完成全部农活的方式越来越难以维持。社会化服务能够替代部分家庭劳动，使外出务工与农业经营不再完全冲突。其次是农业技术和装备越来越复杂。大型农机、无人机、智能灌溉、冷链设施和加工设备投资较高，单个小农户难以独立承担，但通过合作社或服务组织集中使用，就能降低平均成本。再次是消费需求发生升级。消费者不仅关心“有没有”，也关心是否优质、安全、新鲜和可追溯。市场需求推动农业由追求单纯增产，转向品种、品质、品牌和标准化经营。最后是交通、网络和政策环境不断改善。县乡村物流体系、电商服务体系、高标准农田、冷链仓储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支持政策，为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衔接创造了条件。

　　（作者黄庆华系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浩力系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2026年重庆市金融学会招标课题“数字金融改革抑制要素市场扭曲的机制与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