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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智勇 胡剑波
2026年我国六五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绿色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不仅为国际社会贡献了技术先进、普惠可及的绿色公共产品,也为全球能源转型与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重要动力。当前,构建中国自主的绿色发展叙事,对于讲好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的精彩故事至关重要。必须立足时代方位、扎根中国实践,以自主叙事、自主表达、自主逻辑向世界呈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绿色发展图景。
既是现实需要,也是战略选择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扎实推进碳达峰攻坚、全面深化绿色低碳转型、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阶段。当前,国际绿色贸易壁垒持续强化,全球生态治理格局深刻调整,国内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任务艰巨繁重。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绿色发展叙事,既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服务民族复兴与人类进步的现实需要,也是顺应全球格局变革、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构建中国自主的绿色发展叙事,是破解全球增长悖论、贡献新发展方案的时代要求。中国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具象化展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领域的集中体现,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提供了可行路径。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绿色发展叙事,旨在为人类应对共同发展挑战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照,推动全球发展范式向人的全面发展与绿色发展相统一转型。
构建中国自主的绿色发展叙事,是打破西方绿色话语霸权、掌握文明阐释主动权的内在要求。当前西方国家在绿色发展领域垄断概念定义、主导标准制定,并依托政策工具输出自身碳价体系与贸易规则。在此背景下,中国绿色发展的实践成效、文化底蕴与制度优势常被片面解读甚至恶意抹黑。事实上,中国绿色发展植根于自身制度与文化基因,是新质生产力引领下的自主探索与创新实践。构建中国自主的绿色发展叙事,核心在于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确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绿色话语范式与价值立场。
构建中国自主的绿色发展叙事,是推动全球秩序公正合理变革的使命担当。西方现代化模式主导的绿色话语体系日益脱离全球可持续发展现实,难以回应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反观中国,中国绿色发展实践深植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走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互利共赢的现代化新路。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绿色发展叙事,既能向世界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内涵与文明价值,也能推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包容的方向变革。
加快构建绿色发展自主知识体系
自主知识体系是绿色发展叙事的核心支撑,必须立足中国实践、扎根中华文明、回应全球议题,加快构建兼具理论原创性、实践解释力与国际传播力的绿色发展自主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自主的绿色发展叙事,必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根脉,坚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魂脉,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古老的自然价值观在生态文明时代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与西方文化传统中人与自然主客两分的思维模式不同,中华文明中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思想,并由此形成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文化。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绿色发展叙事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不仅如此,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自然价值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等,对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绿色发展叙事具有方向性、奠基性和引领性意义。中国自主的绿色发展叙事,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思考和应对生态环境问题,既要考虑当代人的生存发展,也要考虑子孙后代的生态福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中国自主绿色发展叙事的核心命题之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基础。与此同时,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揭示了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也为中国自主的绿色发展叙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不断夯实绿色叙事的现实根基
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验证了绿色发展理论的现实根基。在环境质量治理领域,全国重点城市PM2.5浓度大幅下降、森林面积和蓄积连续30余年“双增长”等成就,印证了“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核心理念。这一实践突破了西方环境经济学将生态保护视为经济增长附属的思维定式,通过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彰显了生态优先、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绿色转型的全面推进,检验了绿色发展理论的实践逻辑。2013年至2024年,中国以年均3.34%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11%的经济增长,打破了高能耗推动高增长的传统发展路径。我国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建成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贡献了全球四分之一的新增绿色面积。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绿色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进一步验证了技术进步驱动经济绿色转型的现实可行性。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良性互动机制的推动下,中国不仅实现了绿色发展路径的重大突破,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出资源约束与经济增长矛盾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可复制的中国范式。
生态制度体系的系统创新,完善了绿色发展治理理论的结构体系。从生态文明被写入宪法到“1+N+4”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标志着绿色发展从理论思辨向制度设计的跨越。中央环保督察、河湖长制等制度创新,将生态治理原理转化为中国特色的治理实践,形成党政同责、多元共治的制度优势。这种制度创新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中的“天人合一”治理哲学,又创造性转化了现代治理理论,构建起生态治理的中国方案。
以全球视野彰显绿色叙事的重要价值
中国绿色发展不仅关乎自身现代化建设,更关乎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近年来,我国深化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始终关切发展中国家需求,为全球南方迈向生态友好的现代化提供普惠可及的路径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将绿色生产力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动能,通过科技创新推动能源结构优化与产业绿色转型。中国自主的绿色发展叙事向世界证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迈向美好未来的现实选择。
构建中国自主的绿色发展叙事,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以自主叙事、自主表达、自主逻辑向世界呈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绿色发展图景,推动中国绿色发展形象实现向“主动自塑”的根本性转变。
(作者张智勇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实践高端智库研究员;胡剑波系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